俄罗斯篮球比赛比分-俄罗斯mlb赛程

俄罗斯高加索问题的由来？

高加索地区的问题盘根错节，非常复杂。其原因既有历史和现实的，也有内部和外部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民族因素。沙皇俄国对高加索地区长期的征服及其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埋下了的种子。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对包括北高加索在内的各民族推行的民族政策固然有积极的一面，但由于受历史上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影响，苏维埃政府在对待高加索(特别是北高加索)地区少数民族政策上也有混乱和过激之举，犯了不少错误：1、频繁变更民族行政区划。十月革命初期，苏维埃政府为便于统一管理，曾将车臣、印古什、卡拉恰伊、契尔克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等7个民族联合组成山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时隔不久，当局感到，成立该共和国并非安全之举，随即又将其再划分为几个实体，特别是还把两个不同民族凑合为一个实体。这样做客观上造成两个民族处于相互监视状态，彼此对立，其消极影响至今还存在。在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卡拉恰伊-契尔克斯等联合民族实体中，内部的和纠纷一直不断。2、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20年代，苏联政府不顾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超前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致使高加索地区出现违抗当局命令，从事反苏维埃政权的活动。苏联政府进行了十多年的镇压， 到1938年，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境内还有土匪在活动。3、强迫民族迁移。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政府以“集体叛变”，出卖祖国为由，将车臣、印古什等11个“不忠顺”民族流放到中亚和西伯利亚，直到1957年，才先后允许其返回家园。

独立后的俄罗斯政府并未认真吸取历史教训，在对待北高加索各少数民族方面仍然是高压有余，关爱不足。俄当局受制于国内权力斗争，无暇关心北高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对那里日积月累的政治危机视而不见，致使该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日益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局势动荡不安。旧仇新恨导致车臣等民族对俄罗斯人的不信任和仇视情绪加深，进 而产生日益强烈的分离情绪和独立野心。

纳卡争端除领土是主要因素外，民族因素也是其中之一。据当时的苏联报纸报道，阿塞拜疆当局对自己管辖的纳卡州一贯“持不公正态度”：该州人均基建投资少于共和国其它地区；州内亚美尼亚学校取消了亚美尼亚的历史课，不能用亚语出版文艺作品和教科书；自治州同亚美尼亚共和国的传统联系遭到破坏；阿当局在干部政策上也有歧视亚族人的“严重错误”。

格鲁吉亚当局在对待阿布哈兹人和南奥塞梯人方面也有不公平之处，在发展民族经济、文化、语言和使用民族干部方面均有民族歧视现象，从而使阿布哈兹人和南奥塞梯人 产生分家的想法。

(二)宗教因素。两次车臣危机都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但伊斯兰教极端势力从中推波助澜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苏联时期，北高加索地区的伊斯兰教活动曾受到一定限制。苏联解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消退促进了伊斯兰教“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车臣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去”，伊教进而成为杜达耶夫为首的极端势力进行活动的意识形态工具。1991年11月当联邦中央决定在车臣实行紧急状态时，以杜达耶夫为首的民族极端分子则在群众中“进行宗教煽动和政治动员”，很快组建了6万多国民卫队与俄军抗衡。

在第一次车臣战争(1994-1996)中，“伊斯兰思想”为车臣分裂势力“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提供了“政治和宗教理由”；“为消灭和驱赶异教徒而进行的‘圣战’的思想”鼓舞和团结了车臣全社会，特别是青年。伊斯兰极端分子通过“冼脑和威胁恫吓”甚至使印古什和达吉斯坦部分居民也站到了杜达耶夫政权一边。当俄军途经与车毗连的这两个共和国时，部分居民以各种手段阻止俄军向车臣推进，并公然对俄军采取武装行动。

1996年俄车签订“哈萨维尤尔特协议”后，车臣非法武装在其掩护下，在车臣全面实施伊斯兰化，以宗教为幌子，以恐怖为手段，加快的步伐。经过几年的经营，车臣实际上已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地盘，其扩张野心不断膨胀。在此情况下，车臣伊斯兰极端势力萌发了在车臣和达吉斯坦建立“神权政治国家”，即大伊斯兰共和国的想法。于是，他们铤而走险，于1999年8月发动了入侵达吉斯坦的武装叛乱。

值得一提的是，国外伊斯兰极端势力对车臣的渗透和扩张也在车臣危机中起了煽风点火和推波助澜的作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抵御外部意识形态入侵的屏障崩塌，西起土耳其、东至阿富汗的伊斯兰势力大举进军穆斯林民族占多数的北高加索地区。而具有雄厚伊斯兰基础和重要战略地位的车臣便成了它们首选的目标和利用的工具。他们积极向 车臣渗透，介入车臣事务，资助车臣非法武装，并派出伊斯兰“圣战者”赴车臣作战。约旦出生的车匪“司令”哈塔卜自90年代初车臣要求独立起就定居在车臣，帮助车臣发展武装，1998年8月还帮助策划了达吉斯坦武装分子的。车臣非法武装正是依仗国外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支持，才不断发展壮大起来，以至于敢于发动武装叛乱。

(三)社会经济因素。高加索地区持久的经济落后，人民贫困，社会混乱是造成该地区局势不稳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甚至可以说是基本原因。在俄罗斯10年内乱中，联邦政府受制于权力斗争，顾不上制定北高地区经济发展的专项计划，在财力上也无力对其扶持，致使北高加索地区的经济每况愈下。在达吉斯坦，8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人均生活水平比俄罗斯低60-75%；约有85%的青年人失业。车臣居民失业率为30%，人口自然增长率超过工作岗位增长的4倍，特别是农村地区，失业现象非常普遍，出现了赤贫化。山民们由于无事可做，又腹中空空，于是就靠打仗挣钱养家。此外在社会消极现象的影响下，贫困者最容易被瓦哈比教派的宣传所迷惑，加之信仰该教派有直接的物质利益，因此很多人都愿意接受和信仰该派教义，跟着极端分子搞活动。

苏联解体后，外高加索的三个共和国普遍陷入经济困境，资金缺乏，通货膨胀，经济结构单一性矛盾更显突出，加之战乱不断，难民成灾，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在此情况下，无所信仰、无所依托、毫无出路的平民百姓在各种势力的影响和煽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卷进了战争的旋涡，成为地区动荡不安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国际因素。国际势力为争夺高加索战略要地，特别是丰厚的石油资源，竞相介入高加索地区纷争，是造成该地区冲突尖锐化的重要外部原因。从地缘政治看，高加索对俄罗斯来说极具战略价值。这不仅是因为它毗邻里海和黑海两个蕴藏石油和天然气最丰富的产地。更重要的是，它是俄罗斯的南部屏障，是通往西南亚和中亚的重要通道。叶利钦等俄高层人士曾多次表示，高加索和中亚“对俄有着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形势的发展应符合俄的安全利益”。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俄才顶住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力保车臣，死守“后院”，确保俄在高加索地区的安全利益。苏联解体后，高加索也成了西方觊觎之地。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曾说过，“高加索和中亚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应是特别关注的地区。”因此，向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渗透和扩张，是美国跨世纪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西方 国家所追求的目标是，尽力排挤和削弱俄罗斯在高加索的势力，“使北高加索地区脱离俄罗斯，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再从地缘经济看，里海石油资源丰富，据西方估计，已探明的储量为180亿至350亿桶，相当于美洲和北海的储量总和。因此，里海资源已成为某些西方大国势力垂涎和必争的目标。已在里海地区投入巨资(至少400多亿美元)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力图开辟一条途经土耳其的石油西运通道，以便控制里海资源的输出。为此，它们积极资助和拉拢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俄罗斯也高度重视里海地区的石油资源，其出兵车臣，除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外，也有遏制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里海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的考虑。俄极力反对美国主宰里海的石油资源，意欲绕过车臣从北面另建一条途经俄的输油管。俄与亚美尼亚建立密切关系，意在藉亚钳制阿，阻挠阿的里海石油西运计划。阿拉伯一些石油出口国由于不希望里海石油出现在世界市场上，影响其“超额利润”，因而千方百计阻止里海石油途经车臣输出。为此，阿拉伯国家的一些原教旨主义竭力支持车臣非法武装闹独立，妄图使车臣融入伊斯兰世界。此外，土耳其和伊朗也积极介入里海资源纷争，并插手高加索争端。土耳其曾支持阿塞拜疆对抗纳卡的分离主义运动，并向格鲁吉亚军队提供过“慷慨援助”。伊朗是里海石油和天然气运住亚洲各国的最便捷通道。目前，伊朗主要是通过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赞助输油管道、建设铁路、架设输电网等办法来加强同上述地区的关系；同时，还通过资助和支持该地区一些政党和运动的办法来扩大影响。

从发展趋势看，今后高加索地区的局势一时仍难以稳定，前景不容乐观，这主要是因为：一是车臣的地位问题。俄车交恶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积怨很深。车的政治地位问题不解决，危机仍有重新爆发的可能。二是高加索已成为伊斯兰极端势力进行渗透、扩张和国际恐怖分子从事恐怖活动的必经通道。他们必将继续染指高加索事务，制造事端。三是高加索地区的各种领土纠纷是历史造成的，该地区各国政府根本无力解决这些历史悬案。因此，爆发冲突的火种仍然存在。四是俄美在高加索地区的争夺将会继续下去。美决心要在高加索地区排挤俄，打压俄；俄也不甘心向美俯首称臣，尤其是在涉及切身利益问题上，它决不会轻易让步。如果美不顾俄的利益继续在其“后院”挖墙脚，俄必会作出强烈反应。俄美之间在该地区的相互打压和抗争将是长期的。五是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一时难以好转。其内部的各种政治力量围绕政权的争斗仍在继续，更谈不上健全民主与法制的政治制度。同时，该地区还面对急剧增加的毒品走私活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及少数民族和宗教极端分子制造的骚乱。此外，该地区解决各种争端的政治安排十分脆弱。在政治不稳定的情况下，发展经济，使人民安居乐业，是很难办到的。

羽生结弦在日本的地位（不屈的羽生结弦）

人人都爱羽生君，其实并不合理。

因为竞技体育最大的特点就是煽动情绪，从古罗马竞技场到现代奥运绿草坪，舞台越大越是如此。对此有异议的观众，不妨复习下1969年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的6日战争，或者俄罗斯200硬汉暴揍2000英国球迷的视频。

但在冬奥会的最高舞台上，对羽生结弦的赞美却罕见地超越国界，基本达成了短暂的世界人民大团结，当然不可能只是因为那句轻飘飘的“容颜如玉，身姿如松”。

“圣火为何而燃”？

见证过羽生2月10日的最后一舞之后，观众们心中应该都有了答案。即便他从未拥有天赐的漫画式美貌，单凭将灵魂献祭给众神的这份纯粹，已经足够赢得对手的尊重。

羽生结弦之于日本就像韩国电竞拥有faker，不能否认是整个国家的幸运，却也不能简单地认定这种幸运是偶然出现的。否则我们就无法正确地面对这个事实：

日本，凭什么成了亚洲体育之王？

01 “变态”日本

在羽生结弦的所有故事里，最能作为典型案例来体现他性格特点和总结职业生涯的，应当是“羽生与4A之憾”。

阿克塞尔四周跳是花样滑冰中难度系数最高的动作，此前从未有人在比赛中完成过这个挑战。在冬奥会上达成单人滑项目两连冠的传说后，4A成为羽生结弦余生唯一的追求。

“花滑王，我当定了！”、“能做到那个的话，就算是死也愿意呢”。这种高纯度的二次元中二台词听起来的确羞耻，但当羽生用生命去践行时，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这其实相当热血。

“热血”之于羽生结弦的花滑生涯，远远超出一个形容词所能承载的分量。 这在2014年11月的花滑大奖赛上海站体现得最为明显：

赛前热身时与闫涵意外相撞，倒在冰面上抽搐并血流不止。但比赛开始后，缝了七针头缠绷带依然回归赛场，4分半内5次摔倒再爬起，一道血色魅影在黄浦江上空飘荡。

而近几年为了4A进行的“魔鬼训练”，已经让羽生结弦的腿上蔓延淤血，用他自己的话说，“身体已经是死亡的状态”。

很多少年漫都有这种“终极招数”的设定，比如气功炮、魔封波，都是会燃尽使用者生命、一生只能用一次的绝技。

为了实现夙愿，羽生把挑战身体极限的4A当成常规项目练习。去年的花滑世团赛上，他在13分钟内6次尝试4A。对于一位伤病满身的老将而言，这种风险几乎是致命的。

竞技体育的残酷，在对运动员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中得到集中体现。 拿中国运动员举例，打封闭上场几乎是家常便饭。

拿生命练习的事迹在体育界并不罕见，羽生的特殊之处在于他已经荣誉满身，没有任何金牌压力，向性价比最低、危险性最高的4A发起挑战也明显不存在什么功利性。

因此，羽生追求极限的过程才被称作奥林匹克精神的最佳体现。我们不得不对他致以最高的敬意，但同时也有疑问：完成一项体育动作，是否真的值得以牺牲生命为代价？

“生如樱花般怒放，绚烂后迎接壮丽的死亡”。 牺牲，是日本物哀文化的高潮。

死和生同样灿烂，这种近乎“变态”的美学观是整个日本社会的基础，体现在行为上是从神风特攻队到集体剖腹，体现在意象上就是对樱花、枫叶、萤火虫的执着。

而羽生结弦，就是体育界“牺牲”文化的典型代表。

在任何项目里，“殉道”式的投入都是取得伟大成就的最好方式。然而除了花滑之外，随着中国篮球断代，日本在足球、棒球、篮球、垒球等世界主流项目上几乎已经称霸亚洲。

日本男足四次获得亚洲杯冠军

羽生的天赋和努力不作第二人想，因此日本体育全面崛起的原因，也绝不只是热血漫主角式一往无前的“塔塔开”。

02 商业与政治

羽生结弦19岁拿到奥运会、世锦赛、大奖赛总决赛大满贯，一举成为亚洲之光，打破了欧美对男单项目长达百年的垄断。

从无到有再到触及世界顶尖水平，日本花滑崛起的原因说起来跟政府主导体制有关。

1991年，日本获得1998年长野冬奥会举办权。次年，日本冰协开设了青少年发展训练营，训练基地就设立在长野县的野边山高原。

青训营是日本冰上运动选手选拔体系的重要一环： 9到12岁的青少年选手通过地区选拔进入青少年集训营，通过严格的训练、考核和选拔从中挑选出参加大型赛事的种子选手。

参加全国锦标赛并获得前5名的选手将进入成年组集训名单，代表日本征战在奥运会等全球赛事中争夺最高荣誉，羽生结弦就曾是青训营最强男。

以青训营为基础的运动员培养机制保证了强大的人才储备，和优中选优的竞争机制。这方面我们都不陌生，中国已经把这一套学了个青出于蓝。

位花滑奥运奖牌获得者伊藤绿

在政府主导下发展体育事业，的确能在短时间内起到提速增效的作用，中国的奥运会成绩就是典型代表。

1988年，中国代表团在汉城奥运会上只拿了5块金牌，消息传来举国失望。于是在1995年，国家体委正式发布了《奥运争光计划》。

纲要核心只有一个，就是要在接下来的奥运会、亚运会等国际大赛上拿金牌。 具体策略，就是合理配置有限经费，保证重点项目拿下金牌。

至于重点项目，则是统称为“小、巧、难、女、少”的那些国际竞争较小，容易出成绩的项目。日本在这方面也有相似的计划。

早在2018年，日本政府就制定了“2020年东京奥运战略计划”，核心思想就是要进入金牌榜前三位，为此“1枚金牌就算投入100亿日元也在所不惜”。最后虽然离30块金牌还有不小差距，总算初步完成了预定目标。

政治体育与商业体育各有利弊。前者可以有效提升民族自信心，但不免形成发展不均衡的局面。

比如在流行度较高的项目上，中国几乎颗粒无收。近年来每况愈下的男子足篮排三大球也让国民恨铁不成钢。前阵子男足刚输越南，再接下去要输缅甸了。

日本反倒没有这种忧虑。

先说篮球。姚易时代落幕，中国男篮今后将很难对日本产生威胁。拥有场均13.8分5.5篮板的八村塁和8.5分4.8篮板的渡边雄太两位NBA球员， 日本国家队称霸亚洲只是时间问题。

日本足球实力更毋庸置疑，作为世界杯常客始终代表亚洲巅峰水平。日本棒球始终是世界最高水平的有力竞争者，前两届世界棒球经典赛上都拿到冠军，洛杉矶奥运会上也拿到了金牌。

日本棒球的职业联赛有多火，熟悉日漫的朋友应该很清楚。

03 从娃娃抓起

北京冬奥会之后，羽生结弦辉煌的职业生涯大概率从此落幕。伤病是他继续征战职业赛程的最大阻碍，然而这并非完全是过度练习导致的。

早在羽生拿到第一枚奥运金牌之后，就有媒体报道日本滑联无视教练的计划，在休赛期为羽生安排了超过50场花滑表演赛。

羽生是日本花滑最粗的一棵摇钱树，过度压榨下提早透支职业生命，很容易让人想到另一位火箭名宿。 职业赛场上，伤病总是在所难免。

1986年，天理高中投手本桥雅央在甲子园决赛打封闭上场后手臂彻底报销；1991年，冲绳水产投手大野伦在右手手肘骨折的情况下打完夏季甲子园全部53局比赛。

《棒球英豪》是中国最火的日本体育漫之一，达也、和也、西村三大投手为甲子园付出一切，结局也是1死2伤，可见漫画情节并非完全出自艺术夸张。

《棒球英豪》剧照

但同样是伤病，造成的代价却不能同日而语。

姚明时代中国篮球曾强到排名世界前八，后姚易时代却连奥运会资格都拿不到。NBA却能一浪高过一浪，星光从未消散。

再说日本。日本的职业棒球联赛NPB脱胎于1936年的日本职业棒球联盟，如今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美国四大联赛之二的MLB，比赛水准被公认为4A级。

棒球的自损率高达50%到60%，但NPB仍然是亚洲商业化最成功的联赛。

从球员待遇上就能看出。芝加哥小熊队王牌达比修有年薪高达2200万美元，2019年退役的传奇选手铃木一朗，职业生涯薪水总额近12亿元人民币。

日本棒球集中体现了职业联赛商业化程度对竞技水平的正反馈，而职业联赛建立和运转的基础，在于日本高度发达、层层关联的校园体育。

日漫中出场率极高的甲子园，说白了只是一群高中生的比赛。但为了争夺甲子园参赛资格，全日本每年有超过4000所中学参加地方大赛。疫情之前，甲子园现场观战人次的量级在200万以上，仅次于美国超级碗，远超足球亚洲杯。

在日本，甲子园是青春与梦想的代名词。 棒球运动员在平成30年间15次排名日本男孩梦想职业榜首，足球运动员紧随其后，13次排名第一。

甲子园比赛现场

体育在日本青少年间的受欢迎程度可能有违国人的常识，这与日本教育对体育的重视程度有关。

1989年，修订后的日本初高中《学习指导纲要》中规定，“参加学校运动部活动可以代替必修俱乐部活动的部分或全部学分”，成为日本校园体育的发展基础。

在日本，近90%的中学生至少参加一种体育社团。 如此以来，完善的赛事体系为最高职业联赛提供后备人才，庞大的体育人口为商业体育培养了充分的观众和消费群体。

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日本是年轻人都在躺平、死气沉沉缺乏活力的社会，事实真是这样吗？

04 结语

羽生结弦在花样滑冰项目中的历史地位，无需用最后壮美的一跳来奠定。但在羽生之后，亚洲是否能有花滑运动员能接过他扛了这么久的旗？

日本体育在战后的崛起，很好地展现了政治与商业作为发展体育的两条路，前者在出成绩上的效果和后者在形成氛围和积淀角度的作用。

政治体育与商业体育是相辅相成的。 比如校园体育的基础仰赖于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但一旦将体育与政绩挂钩，又很可能形成不健康的体育环境。

中国体育成绩在国际上早已傲视群雄，但如今既有女足扬眉吐气，又有男足被打得灰头土脸，证明我们要走的路还能很长。

冬奥会上中国又在创造历史，但长远来看，无论冰雪运动还是其他项目，拿金牌不能只靠规划运动员。